民俗游戏

由民众及与其相关的阶层传承下来的传统游戏活动。

一直以来,对民俗游戏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难以找到有关民俗游戏定义、范畴等的确切答案。大多数学者认为民俗游戏就是“自很早之前起流传下来的游戏”,基于同一概念范畴,民俗游戏一直与传承游戏和传统游戏混淆使用。

金光彦曾尝试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入手研究韩国民俗游戏的存在形态,主张民俗游戏的“时间标准”、“主体所属阶层”和“游戏分布程度”等是界定民俗游戏概念和范畴的重要要素。同时他也认为要确定这些要素,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界定民俗游戏的工作并未取得长足的进展,最终只能简单定义为“自很久之前便在韩国流传,儿童和大人们都喜欢玩的游戏”。就连投入大量时间来调查、研究民俗游戏的专家都只能给出这类模棱两可的定义,由此可见,界定民俗游戏概念和范畴的工作确非易事。

想要知道什么是民俗游戏,就需要先回答何谓民俗。民俗游戏是一种存在于“民俗这一文化现象中的游戏”,因此,只有了解什么是民俗,才能挖掘出其真正的内涵。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相关人士就围绕民俗的概念进行了不少研究和讨论,但都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时至今日,亦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提民俗的概念,虽显得有些敏感,但这也只是一种对工作概念的设定。

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众文化。但问题在于究竟哪些人属于民众。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以后发展起来的韩国民俗学的历史和性质、研究者们的讨论和实践可知,民众是代表政治、社会、经济范畴的下层人。考虑到民俗学所研究的文化现象大多源于前近代,因此为了分析作为民俗游戏主体的民众,有必要研究前近代,尤其是离近代最近的朝鲜后期的民众。当时,大多数民众属于政治、社会、经济的下层阶级,其身份是平民,职业是农民。若将这些人称为前近代的民众,那么,他们所继承下来的文化就可视为民俗,而这就属于“民俗概念之核心”。但问题是民众与拥有其他身份、职业的人们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存在。而是并立又具有连带性的关系,韩国文化形成于等级关系中,这些群体之间也彼此影响,并共享包括游戏在内的大多数文化。因此,难以准确挑选出只属于“民俗概念之核心”部分的文化,就算能做到,也难以解释清楚其文化活力所在。这时,就有必要提出“民俗概念之相关”,而与民众保持有机关系的身份和职业团体的文化就属于这一部分。从身份上看,包括贵族、中间阶级和庶民们的文化,从职业上看,包括工商业者和特殊职业团体的文化,而这些都属于“民俗概念之相关”部分。简而言之,民俗是以隶属于政治、社会、经济范畴的下层且从事农业的平民文化为核心,以与平民具有一定关系的身份、职业团体文化为附属的综合性文化现象。

再就是游戏概念。很早之前,约翰·赫伊津哈(J. Huijinga)和罗歇•凯卢瓦(R. Caillois)就曾以欧洲日常生活中的游戏文化为主要对象,对游戏进行过定义。而他们给出的定义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对非日常游戏的考虑;以游戏的理想状态为前提;未区分程式化游戏和非程式化(具有一时性、随意性特点)游戏;未充分考虑因社会文化状况和主体立场不同而导致可能存在差异的多种变数等。在完善以上不足之处后,得出符合游戏传承中的文化脉络和游戏存在状态的定义如下。

① 从现实中分离出来,临时在独立空间里进行的人类活动
② 通过参与并专注投入,感受趣味性(快乐)的活动
③ 进行过程和结果通常不确定的活动
④ 有秩序、有流程的活动
⑤ 虽不产生财物,但创造精神产品的活动
⑥ 具有重复持续性特点,并可与他人共享的活动

如果采纳对持续性、重复性游戏,即程式化游戏所下的定义,那么,可以将民俗游戏归纳为民众及与其相关阶层的人所开展的活动中满足上述条件的部分。

那么有待解决的部分就是金光彦早在设定民俗游戏概念时所指出的重要要素——“时间标准”、“主体阶层”和“游戏分布程度”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是时间性问题,之所以在“游戏”前加上“民俗”,是因为充分考虑到游戏的传统性。也就是说,只有传承一定时间以后,才可以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民俗游戏。这里所指的时间,最为合理的见解是根据一般通用的传统概念至少指三代,即持续传承60年以上。

其次是游戏主体的阶层问题。如前所述,民俗以民众的文化为核心,但也包括与其存在有机关系阶层的文化,因此,民俗游戏是以民众游戏活动为主,也包括其相关阶层的游戏活动。从这一层面上看,广义的民俗游戏既包括民众游戏,也包括其他阶层的游戏。

最后是游戏分布程度。即体现出何种程度的地理分布才能称之为民俗游戏,为此,需要更加灵活的方式方法。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韩半岛广泛分布的游戏才应称之为“韩国的民俗游戏”,但这种情况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民俗游戏可以以传承范围更广的游戏为主,但应从现实层面出发,还应包括那些兼具生活共同体和游戏共同体性质,且以村庄以上行政区域为背景流传下来的游戏。例如,将拔河比赛的延伸性游戏进行特殊化处理后形成的“斗绳套”游戏,仅在庆尚北道永川地区及其附近地区流传,而“月峰接力”只流传于庆尚北道盈德郡南亭面南亭里地区。虽然这些游戏只是以一个郡县或一个村子为主进行流传,但它们满足作为民俗游戏的所有条件,鉴于此,应将其纳入民俗游戏的范畴。

基于上述论述的内容进行整理概括,民俗游戏以分布在全韩国或具有广域性、由民众主导进行且所有阶层共享的游戏为基本范畴,以仅在部分地区流传的游戏及其他阶层的游戏为广义范畴的游戏现象。

民俗游戏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仅现在已知的游戏就有200多个,根据传承团体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大同游戏、小团体游戏和个人游戏。其中,大同游戏是指由大多数共同体成员参与、支持并关注的非日常游戏;小团体游戏是以年龄、职业和深厚的交情为媒介的少数人参与的日常游戏,此外,还包括斗钱、花斗等彰显个人能力的赌博类游戏,这种游戏具有玩家少,趣味性弱的共同点;个人游戏则是指比起游戏的团体性,更加强调个人特点的游戏。

首先是大同游戏。前近代的共同体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社会成员重视农事,关注时间变化,还赋予时间大节点——年、季节交替的历法和自然历上的变化,以及播种、生长、收获等生业历的转换点等一定的意义,并以此设置了节日。节日与维持生计的日常时间不同,是无关乎谋生的非日常时间,而共同体的庆典活动就在节日期间进行,此时,大部分大同游戏便成为节日庆典活动中最为核心的表演活动之一。因此,大同游戏亦可称为庆典活动。

传统社会的地缘共同体大致由村庄、邑城及国家构成。其中,作为生活脉络中有意义的生活单位,能让人感受到归属感的是村庄和邑城,因此地方民俗大多以这两种共同体为背景进行传承。与其他民俗现象一样,大同游戏也以村庄和邑城为基础进行流传,可以大致分为基于村庄的“村庄型”游戏和基于邑城的“邑城型”游戏。根据对外部团体的开放程度,“村庄型”游戏和“邑城型”游戏又可细分为“开放式村庄型”和“封闭式村庄型”、“开放式邑城型”和“封闭式邑城型”。

“封闭式村庄型”是只有一个或两个村庄参与的大同游戏,每年举办一次。相反,“开放式村庄型”是一个中心村庄和周围多个村庄共同参与的大规模活动,通常是在生活条件不错之时,或有值得庆祝纪念的事情之时,由临近的多个村庄共同举办。这里所谓的中心村庄一般是指当地地区行政、交通、商业、军事等的中心。“邑城型”大同游戏的中心是指当地邑城治所所在的邑治。作为地方官员居住并治理邑城的地方,邑治是邑城政治、文化、商业、交通、军事等的中心。平时举办的是仅限构成邑治的村庄参与的“封闭式邑城型”大同游戏,但若恰逢因丰收迎来好时节、因干旱或疫情而导致境况不容乐观等特殊情况,或有值得纪念之事时,隶属于邑城的所有村庄几乎都参与并共同举办“开放式邑城型”超大规模大同游戏。

大同游戏可以根据游戏方式进行分类。其中,除踩地神、审判游戏及姜降戌来等女性歌舞游戏外,大部分大同游戏均属于竞技类,即分组进行并决出胜负的“组别对战类”。根据比赛方式,已知的对战类大同游戏可分为“拉拽型”、“推搡型”、“推拉型”、和“抢先到达型”四种类型。第一类“拉拽型”游戏仅有拔河比赛一种。拔河比赛是双方将游戏工具——拔河绳拉向自己队伍的方向,以此决定胜负的游戏。第二类“推搡型”是将对方用力推到一边以决胜负的游戏。石战、车战、顶牛头、斗绳套、炬战、搏手游戏、斗农旗等都属于“推搡型”。这一类型的游戏利用可投掷的石头、车轮、牛头、绳套、身体部位等,与对方展开近距离较量,最终将对方推到一边,获得比赛胜利。因此,“推搡型”可谓是最激烈的竞技类游戏。

第三类“推拉型”融合了推和拉拽这两种要素。在至今已知的游戏中,永川地区流传下来的抢锥木游戏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唯一一种游戏。抢锥木是抢夺、藏找用于连接双绳的木头的游戏,兼具将锥木拉向自己队伍和用力推搡对方的要素。第四类“抢先到达型”是先到达目标地点的一方胜出的游戏。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盈德地区的月峰接力和蔚珍沿海地区的斗海浪等。月峰接力是将名为月峰的木棍依次扔给下一个人,直至最后一人手持木棍到达终点;斗海浪是利用木船、竹筏等,较量谁先到达目的地的赛舟游戏。

其次是小团体游戏,这种游戏可按照大人、儿童和幼儿三种情况进行分析。肩负生计和家务劳动的大人们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玩游戏,因此,这一群体的小团体活动并不活跃。但在维持生计负担相对较轻的农闲时节,男人们常会玩花斗、斗战、骨牌、麻将等具有很强赌博性质的游戏。此外,还会进行狩猎和捕鱼等,这些游戏均介于劳动和游戏之间,难以明确其界限。

女性常玩的竞技类游戏中,属蟹形绳拔河比赛最为引人注目。此游戏仅流传于岭南沿海一带和部分内陆地区。相比之下,抓小偷、春香游戏、丢手绢、种豆游戏等自足性游戏在全国范围内更为盛行,而且未婚女子也会积极参与,此类游戏主要在农闲时节的夜晚进行。男女可以共同参与的游戏有掷柶游戏。此游戏主要在逢年过节或时间充足的农闲时节进行,是孩子们也可以参与的最为普遍的民俗游戏之一。在正月十五期间,由村里的男女分组进行的“全村掷柶游戏”和“掷长斫柶游戏”还兼具大同游戏的性质。

与农闲时节主要在室内进行的下层男人们的小团体游戏相比,贵族阶级的小团体游戏主要在户外进行,且几乎不受时间限制。最具代表性的是游山和船游,其中,游山是指邀上几人一同上山,边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边饮酒作诗,纵情享乐,而船游则是在停于水中的船上或在泛舟于水上的同时,觥筹交错、吟诗作赋、肆意抒怀玩乐。因为贵族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且工作以外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较多,所以他们可以随时离开生活圈子去享受风流。此外,双陆和投壶可以由成年男女共同或分别进行,但因游戏需要借助工具,所以只有贵族等有闲阶级才有条件玩。

成年人日常进行的小团体游戏具有一定局限性,而对于那些不用负担家庭生计的儿童而言,因为闲暇时间充足,且易于组建游戏团队,所以可供选择的游戏也非常多。男孩子们常玩打嘎、打木球、军事游戏、投飞石游戏、骑马游戏、阵地游戏、踢罐游戏等,这些游戏具有肢体动作频繁、要求周边空间宽敞、以竞争原理为基础的特点。女孩子们则主要玩跳皮筋、抓石子、踢石游戏等段级越高越难完成的目标完成型游戏,以及过家家、找戒指游戏、捉迷藏等需要多人参与的游戏。由此可知,男孩和女孩所玩的游戏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年龄较小的孩子们,常会不分性别一起玩。斗鸡、盲人游戏、抓小偷、捉迷藏等是都是孩子们所喜爱的游戏。而贵族家的孩子们大多都被禁止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于是主要在室内进行只有背诵邑城名称方有望取胜的拼邑城名游戏、分析官阶的升卿图游戏、根据身份游览全韩国名胜景点的胜览图游戏等。

再次是个人游戏。一方面,成年男子主要玩象棋、围棋等可以下赌注的战略竞技类游戏。其中,下围棋所需时间较长,因而备受贵族等有闲阶级的喜欢,相比之下,象棋的玩法较为简单、所需时间短,是民众们常玩的游戏。“戴纱帽之贵人,下围棋;围头巾之平民,下象棋”这句话生动描绘了上述情况。另一方面,成年女子常会进行比试纺纱量多少的纺织游戏,但此游戏属于家务劳动范畴,因此,难以将其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程式化游戏。除此之外,再难以找到成年女子们常玩的个人游戏。这些现象与当时女性缺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要求女子贤良淑德的父权制儒家思想理念不无关系。

相较于有一定局限性的成年人的个人游戏而言,孩子们的游戏与小团体游戏一样,可谓丰富多彩。对于男孩子们常玩的游戏,名称中含有“弹、投掷”或“踢”等相关字眼的居多,属于蕴含竞争性要素或具有竞技比赛性质的游戏。例如,将对方拥有的玩具作为筹码进行较量的打纸板、投硬币游戏、打桩游戏、赌饴糖等,以及既属于自足性游戏又可以随时转变为竞技类游戏的抽陀螺、踢毽子等。此外,较量腕力和身体协调能力的游戏有摔跤、掰手腕、斗鸡等,要求战略思维和智力的游戏有高垒游戏等。相比之下,女孩子们喜欢玩斗草游戏、跷跷板、挑花线、吹灯笼果等游戏,虽然也具有竞争性要素,但是比起胜负结果,更倾向于享受游戏过程带来的快乐。实际上,能一个人单独玩的游戏少之又少,男孩子们常玩的有滚铁环,女孩子们常玩的有吹灯笼果等。

个人游戏顾名思义首先强调的是参与主体必须为个人,其中,以不分性别均可以玩的游戏居多,且大多是自足性游戏,而非竞技类。像捕捉大尖头蝗并让其捣碓的大尖头蝗游戏、捕捉金龟子并让其打扫院子的金龟子游戏、捕捉蜻蜓后进行的嫁蜻蜓游戏等,这种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昆虫进行的游戏均属于个人游戏。另外,还有手拿风车,边跑边欣赏风车随风转动的样子,或用秸秆、草和碎布制作成草娃娃并模仿嫁娶,又或者利用月光或烛光,比划出小狗、小猫等形形色色影子的游戏。在个人游戏中,竞赛类游戏虽并不多,但常见的也有投石子游戏(打水漂游戏)、倒旗游戏(减土游戏)等。

之前针对游戏在孩子们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研究中,基本上均未提及大同游戏。之所以会如此,应该是因为人们仅将大同游戏视为成年人的游戏。但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庆典活动中进行的大部分大同游戏都源自于孩子们所玩的游戏,并且在孩子们的共同参与下进行。这种模式不同于那些只在社会化特殊阶段进行且限制参与主体年龄的游戏,对了解共同体文化与社会化的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孩子们通过大同游戏学习共同体所追求的理念和运营原理。以拔河比赛为例,十岁左右的孩子们从正月初就开始捻细绳,并进行所谓的“宝宝绳”拔河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主体的年龄也逐渐增大。大人们一直关注这一过程,并将孩子们的拔河绳弄得更粗更长或编织新绳,与孩子们一起进行拔河比赛。孩子们通过观察大人们筹集活动经费和编制拔河绳的过程,不仅能学会如何编织更结实的绳子,而且还能通过履行参与义务、竭尽全力完成各自任务,熟练掌握圆满处理事情的方法。与此同时,孩子们还能领悟到作为共同体成员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和作为共同体运营原理的和谐共生。

若邻村之间展开大同游戏对抗赛,那村庄将成为具有更强凝聚力的游戏团体。因此,人们将在紧张氛围中准备游戏,而孩子们源于强烈的共同体归属感,与邻村孩子们进行预热赛。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能够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所属的共同体,领悟并增强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

其次,大同游戏在孩子们社会化过程中起到的另一个作用是有利于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同庆同欢的方法和理解基于大同原理的庆典精神。举办大同游戏时,常会优先选用以大同为基调的庆典思维进行判断,而避免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做出判断。在这种日常歧视现象减弱甚至消失,且日常规范失去效力的情况下,民众试图通过挑战及推翻传统社会的支配价值观,实现众人同乐。孩子们与自己的父兄一起参加游戏,了解庆典的存在形式和传承方式,同时,了解具有文化包容性的非日常娱乐的本质,反思日常秩序和价值。在日常领域中属于绝对领域的方面,在庆典领域里却是相对的,甚至还会沦为嘲笑对象,而亲眼目睹这一过程的孩子们逐渐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价值的相对性。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便是孩子们作为共同体一员所经历的学习如何看待世界、解读世界的过程。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六二五战争和工业化时期,韩国大部分民俗游戏的传承被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被传统游戏团体作为岁时风俗传承下来的大同游戏,只有全罗道和庆尚道等一部分地区的拔河比赛。此外,基于传统游戏团体流传下来的还有捉迷藏、投飞石、骑马等孩子们玩的小团体游戏,抽陀螺、踢毽子、投石子游戏等个人游戏,以及摇摇头、抖抖飞等幼儿游戏。掷柶游戏也是具有传承性的游戏,因为游戏工具简便、游戏规则可变,所以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且一直传承至今。

然后是以地方庆典为媒介的传承方式。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各地诸多地方庆典活动的形成,民俗游戏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也开始备受瞩目。尤其是1995年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以后,将庆典视为文化旅游产品的观点得到普及,促使已流传下来或将继续流传下去的地方民俗游戏被搬上舞台,发展为庆典活动。另外,摔跤、跆跟和斗牛等游戏也在其发展为体育项目的过程中得以传承。这些游戏得益于业余和专业体育项目,以及合法赌博游戏的定位,逐步适应了不断变化的传承环境。

最后是凭借被指定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持续进行传承。这些被指定为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规定的传承义务和传授教育体系等展开活动,而且国家或地方政府提供传承过程中所需的部分支援,从而使传承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文化遗产被纳入地方庆典活动之列,在形成地方认同感和地方旅游文化商品化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

作者: 韓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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