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野游
在釜山广域市东莱区传承的假面戏。。
民俗学者宋锡夏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庆尚南道地区假面戏做了调查,发现东莱野游的起源是19世纪后半叶学习水营野游以后开始的,而水营野游是从陕川半马里五广大习得而来的。另外,李杜铉以宋锡夏的传播论为基础,将东莱野游视为源于半马里五广大的山台都监类民俗假面剧。
东莱野游经过多次演变,从1982年开始与拔河活动一起在正月十五前后表演。从这个时期开始,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策划型活动性质比祭仪性质显得更为突出。据推测,类似于现在的形式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形成,但是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出现了各种表演形式。
这与釜山的另一种假面戏水营野游有一定的差异,而水营野游在日据时期的正月十五也曾和洞祭一并演出,被当做祭仪的一部分进行表演。这是因为东莱的邑都是近代化发展的中心。因此,东莱野游也随着重要历史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各种表演形式并具有了新的意义。而重要历史社会变化指的是,由于东莱地区民众表演得以落地、其后在大韩帝国末期、日据时期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和基于该制度的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等。需要以这些因素为前提,了解东莱野游的内容。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查不到从19世纪后半叶到韩末以前为止的相关资料。这可能与19世纪后半叶在东莱官厅等地发生的大火灾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东莱野游的表演舞台在官厅,是由邑城围绕的邑都。当时很有可能将野游作为邑都祭仪的一部分来举行,然而对其进行管理或干涉的耆英会资料等都已消失,所以很难考证当时的情况。也未查到日据时期对之前的情况进行采录的资料。只是,这个地方变成近代化都市的过程中,世居在邑都的胥吏或武任们的后代成为新的精英,进而出现券番(日据时代妓女组合)对东莱野游的表演和发展似乎做出了贡献。所以对表演内容的推测,也要通过邑都这个特殊的空间和其社会文化遗产进行思考。
东莱野游大致可分为路戏和假面戏。路戏于1928年重新策划和表演并得到了圆满成功,从而成为了晚辈们表演的典范。路戏于表演当日晚上,在离假面戏场约一公里的地方集合后开始。集合场所是洗兵桥(现东莱前桥)、万年台(现东莱中学附近)、廉仓(现安乐洞)空坪、马岩谷等地,从这些地方向假面戏场,也就是牌门楼(现东莱市场前十字路)进发,一边做路戏一边行进。
抵达假面戏场的表演者在另行设置的更衣厅休息,参加游行的其余人员和村民们一起跳着舞玩到半夜。夜色深沉,妇女们各自回家之后,假面戏班才正式登场。第一场没有五方神将舞或上佐舞等驱邪仪式舞,而是分为癞子戏、两班戏、龙奴戏、老妪和老翁戏等。
癞子戏曾一度被停演,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又开始重演。这是没有台词的哑剧,癞子出场跳舞,又活蹦乱跳又滚来滚去。曾调查过20世纪30年代东莱野游的宋锡夏说,“两班的子孙或祖先积累的罪过成为因缘,导致身患癞子病而没有出头之日,从而以舞蹈来表达了深入骨髓的悲痛之情”,而这个舞蹈就是癞子戏。
两班戏有五名两班和马督登场。五名两班有元两班、次两班、毛两班、四两班、宗家公子。马督嘲讽两班、讽刺他们的无能和伪善,甚至称两班为猪崽儿、绿瘦蛇等,还称自己原来也是两班,列出了达官显贵的官名。最后说和大夫人私通的事,把两班羞辱得体无完肤。
龙奴戏也和两班戏一样,有着对两班讽刺的内容。两班见到龙奴问他到底是什么。对两班的质问,龙奴说自己是吃掉一百名两班就能升天的龙奴。于是两班为了摆脱危机说自己不是两班,而是“粪、狗、猪、牛楔子、大蟒”。但是龙奴毫不介意,要吃掉两班。受惊的两班要捡起掉落的扇子,龙奴一脚踢开弄伤两班的脚趾。两班好不容易捡起扇子与龙奴退场。
老妪和老翁戏有老妪和老翁、济物小妾、医生、盲人、巫师等出场,主要内容围绕着妻妾之间的矛盾。首先老妪跳着扭臀舞登场找老翁。老翁也找老翁,后来两人相逢。老翁寻找老妪的途中在仁川济物浦取了个小老婆,把济物小妾带了过来。济物小妾登场惹怒了老妪,老妪要用拐杖将其赶走,随后的老翁要阻止老妪。老翁向老妪问三个儿子的情况,老妪说三个儿子都已经死了。老翁一气之下将老妪踢死。老翁请来医生,但并没有好转,于是叫盲人来诵经。确认老妪已死后叫来巫师进行巫术,接着杠夫们把老妪抬出去。这些假面戏都结束后,演到最后的表演者和一些居民一起玩到最后尽余兴,这就是余兴戏。
东莱野游中跳的舞蹈统称为叠莂伎舞。这是和着巫段长短(古格里长短)跳的舞,动作幅度大,膝盖弯曲和肩膀舞比其他舞蹈动作较为夸张。音乐用的是巫段长短和加紧快板(音译为“札进莫里”)长短,用于假面戏的乐器有小锣、大锣、鼓、长鼓、太平箫。
东莱野游与其他地区假面舞不同的是没有僧戏,由四场戏组成。只是在场次的安排上有癞子戏、两班戏、龙奴戏,整体内容的展开具有相关性。这三场戏主要以针对无能、虚伪的两班进行讽刺和诙谐为主。尤其在两班戏中赤裸裸地讽刺了两班的堕落面貌,而且台词较多,表演时间也较长,可以说最具戏剧性。
再者,东莱野游在正式进行假面戏之前,包括表演者在内的村民们共同参与进行路戏。虽然在其他假面戏中也进行路戏,但是东莱野游的路戏是在各地区假面戏当中最华丽、最具组织性,且规模最大,这是一大特点。这里会融入各种歌舞和游戏,将所有参与路戏中的人引入戏场共同营造欢乐的庆典氛围。
如上所述,值得关注的是日据时期东莱野游与拔河相结合进行了表演。作为拔河的附带活动,将参观拔河的观众引到表演场上,得到了热烈反响。另外,两者的结合是通过东莱吏胥和武任所组成的耆英会和他们的子孙所组成的续英会成员策划和表演的,这一点在东莱野游的表演史上非常重要。
耆英会等老年人团体,自19世纪后半叶以后将假面戏等游戏与祭仪进行结合并提供表演场,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这些人灵活地应对时代变化,日据时期面对地方制度发生巨变,失去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仍自愿组织和策划了东莱野游。
众所周知,由于各地假面舞的文献资料几乎已经失传,严重阻碍了重演表演史,或导致只能依靠不切实际的研究者想象力来进行考证。但是东莱野游还流传着相关文献资料,可供表演者或表演史研究者参考,这一点在表演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很多地方吏胥和武任或其子孙组成的团体或地方社区的权利机构为近代文化的创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东莱野游的事例将有助于了解其他地区假面舞的表演及其历史发展。另外,东莱野游在表演的历史和发展上体现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表演和策划的重要性,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作者: 李勛相
韩国民俗艺术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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